摘要: 在南非的克鲁格国家公园（Kruger National Park），工作人员正将一枚电子追踪芯片植入这头犀牛。去年，偷猎者共猎杀了该国1200多头犀牛。摄影：FOTO24，GALLO IMAGES 撰文：Rachael Bale，国家地理 近日，两名南非的犀...
在南非的克鲁格国家公园（Kruger National Park），工作人员正将一枚电子追踪芯片植入这头犀牛。去年，偷猎者共猎杀了该国1200多头犀牛。摄影：FOTO24，GALLO IMAGES
撰文：Rachael Bale，国家地理
近日，两名南非的犀牛养殖者在比勒陀利亚出庭，寻求推翻该国有关犀牛角国内贸易的禁令。
John Hume和Johan Kruger辩称这条2009年大范围实施的禁令是违反宪法的，而且还助涨了近年来南非的犀牛偷猎活动。
据估计，南非拥有19700头犀牛，占到全世界总数的80%，但去年非法猎杀的数量达到了1215头，而2007年时仅为13头。
犀牛角的国际贸易禁令始于1977年，但一直以来偷猎者仍在越南等亚洲国家贩卖犀牛角，那里的人们还把这种稀罕之物吹捧为解酒良药和催情药。
Hume和Kruger认为犀牛角是可再生资源，而且可以做到无痛切除，另外合法的犀牛角国内贸易可以压低市场价格，进而抑制偷猎者的非法行径，促进犀牛保护行动的开展。当然，他们甚至还想解除国际贸易的禁令。
偷猎犀牛和犀牛角贸易简史
1977年2月：考虑到事关犀牛物种的存亡，濒危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颁布禁令，禁止犀牛角的国际贸易。
1994年：濒危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将南非的白犀牛从附录一名录，即禁止任何贸易降级至附录二，即允许在合法的非商业狩猎中以纪念品的形式出口犀牛角。
2003年：亚洲商人利用濒危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对白犀牛的降级规定，以纪念品的形式出口犀牛角，再贩卖到黑市。
2007年：偷猎者在南非猎杀了13头犀牛，恰好也是该国1990年至2007年的平均值。
2008年：南非犀牛遭到非法猎杀的数量猛增至72头，从此进入飙升模式。
2009年2月：一家偷猎组织因猎取克鲁格国家公园的50只犀牛角而遭到起诉，当时正值该国经济最萧条的时期。
2009年6月：南非禁止犀牛角的国内贸易。
2012年：南非的狩猎牧场主、犀牛养殖者Johan Kruger向政府关于犀牛角国内贸易的禁令发起控诉。
2013年7月：南非宣布将在2016年的濒危物种国际会议上提议实施受控的犀牛角国际贸易。
2014年：南非政府发布的一项研究表明，该国无需坚持犀牛角国内贸易的禁令。
2015年：另一位犀牛养殖者John Hume加入到Kruger的诉讼案中，试图推翻南非政府曾颁布的犀牛角国内贸易禁令。
2015年9月22日：Kruger和Hume出庭辩称，在南非出售犀牛角是宪法规定的权力。
环保人士立马做出回应，他们认为所谓的合法贸易只会促使偷猎得来的犀牛角披上合法的外衣，迫使贸易控制失灵，进而加剧偷猎活动。
“合法与非法活动的共存只会让犀牛的境地愈发严峻，甚至加速灭亡，”来自濒危物种信托基金的Karen Trendler在7月的国家地理博客上评论道，这是家总部设于南非的濒危动物保护组织。
南非比勒陀利亚大学的经济学家在近期的一篇研究报道中介绍道，犀牛角的需求并不依赖于价格的约束，也就是说不管有多贵，买家都会出手。尤其是越南，掌控着犀牛角的非法贸易。该国的中上阶层在这一领域极为活跃，把犀牛角当作身份的象征。
“总总因素的叠加导致今天犀牛角的持续高价，”该报道的作者之一James Blignaut说道。
南非的民事案件来的真是时候，明年的濒危物种国际会议上将讨论南非的提议“是否该解除犀牛角国际贸易的禁令”。
尽管南非的环境事务部长Edna Molewa很久前曾说过合法的犀牛角国内贸易有助于打击非法狩猎。但今年早些时候，他还是拒绝了两位养殖者“解除犀牛角国内贸易禁令”的请求。
Hume拥有的犀牛牧场是世界上最大的之一，多年来一直采取系统高效的管理方法进行犀角切除。
据称，他储存的4吨犀牛角按目前的黑市价格计算，相当于15亿元人民币，一旦禁令解除，像他这样私有的犀牛养殖者都将“瞬间变成暴发户”。
